在职曾为副总理的他，经历了罕见的转折与考验，60岁时被撤职，69岁被开除党籍，73岁才重新洗刷自己的名声。1963年寒冬，灯火通明的北京西郊一间简朴的砖瓦房内，陆定一低头捡起桌上最后一份文件，眉头紧蹙。几个小时后，他的身份已不再是国务院的副总理。外界普遍猜测他因健康问题才“主动隐退”，实情则早埋于更为复杂的局势之下。
1933年春，他在上海与团中央失去联系，结果被王明指责为“逃兵”。同年8月，他所在的赣东北省委下达了开除党籍的严令，条款冷冰冰。董必武知晓情况后，虽将申诉材料压于茶碗下反复研读，最终还是决定“暂缓处理，需查实”。然而，再严谨的调查也无力抵挡党内斗争的暗流，陆定一被调往后方，远离核心决策长达五年。
长征中，他担负的不仅是背负重物，还是处理宣传工作的责任。他背上的是一只装满印刷油墨的木箱，印刷机常被拆解，山高路险，必须有人肩挑背驮。在越过夹金山的那个寒夜，他吩咐大家：“快把纸收好，别让水汽毁了铅字。”为了保证宣传材料不受损，陆定一低下身为同伴挡风。在艰苦的环境中，大家心里最怕的不是子弹的声音，而是重要材料的损毁。
随着遵义会议的召开，毛泽东开始重视宣传和舆论，陆定一受邀参与讨论如何向外界阐释“战略转移”这个概念。1946年初，四名美国记者来到延河，毛泽东提到帝国主义时形容对手是“纸老虎”，语言未能流畅，陆定一灵机一动将这一说法成功翻译，场面引发了在场记者的轰然大笑，从此这一比喻在国际间传播开来。
尽管事业高峰不曾带来稳定的生活，1950年代末，他与女才子严慰冰成婚，两人常在紧凑的书房中并肩编辑校稿。然而，自1960年起，陆定一的部门接连收到匿名揭发信，内容直击叶群的生活作风，署名空白，字迹飘忽，却极为熟悉内部事务。六年间，这类信件达三十余封，林彪派人调查，最终从严慰冰的日记中找到了与之相似的字迹。
在1966年8月，严慰冰被拘留，陆定一也遭到隔离审查，那一年他正好60岁。没过多久，他迎来了69岁的生日，在他的政历上，文件已明确表示：“开除党籍，永不恢复”，批注简短有力：“与匿名信一案并处。”他的入狱生活持续了十年，外界消息全被剪辑，他每天坚持抄录历史年表，并对身边的人说：“要记住事实，未来总会有人查证。”
1978年春，中央决定纠正一批老干部的错误案件，已经去世的董必武的笔记被阐释，与原始档案对照后，关键证据完全基于推论。到了12月，陆定一的党籍、职务与待遇全都恢复。恢复政治地位后，他最想念的并不是工作，而是近半个世纪未曾相见的两个孩子。长子小定在1931年由他送托给江西的范家，1959年他开始写信寻找父亲，但因“陆定一”这一敏感名字，信件积压多年。1979年信箱解封时，小定已年近47岁。1980年9月，在北京的火车站，两人终于相认，父子俩握手久之，让站务员都显得急切。
他的女儿叶坪则出生于瑞金，因战争而转移到赖家，户籍上却俨然写成“赖章盛”。她对自身身世仅存模糊记忆：离去的母亲唐义贞留下的仅是一双象牙筷。1987年，国务院机关幼儿园举办老革命后代座谈会，那双筷子的照片在公告栏上出现，叶坪一眼认出，立刻泪如泉涌。几日后，带着这双筷子来到北京的73岁陆定一握着筷柄，手却因为激动而颤抖不已。
晚年的陆定一逐渐放下了对政治人事的关心，他在旧木桌上摊开本厚厚的手稿，冠以四个字的标题——《宣传学纲》。序言中写道：革命之所以需要文字，是因为真理必须找寻声音；而被堵住的声音最终会透出缝隙流传出去。
